【校友之声】沈尧曾：开拓进取的人生

近日，档案馆收到我校知名校友沈尧曾先生寄来的《跋涉的足迹》一书，其上刊载了他撰写的近万字的一篇小传，颇为精彩和富有哲理，现摘录几段在此与师生分享。

沈尧曾先生是1952年秋随院系调整从交通大学化学化工系二年级转到我校无机物工学专业继续学习的，1955年5月在校就读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学校选送到民主德国（当时的东德）继续深造。通过5年的努力学习，沈尧曾于1961年9月获得民主德国洛伊纳－梅泽堡技术大学博士学位，是华理十多万名学子中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沈老先生今年已82岁高龄，两年前为庆祝母校成立60周年，他与老伴郑瑞华老师（我校校友）慷慨捐赠60万元以作报答，表达了他俩对母校深深的眷恋和爱心。

从我学生时期到现在，已渡过了漫长的七十载时光。回顾过去，我曾有过欢欣，也有过悲伤，实现过辉煌，也经历过挫折。总之，我属于“奉献的一代”，对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一些微薄的贡献，也在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受益匪浅。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记的还是从事专利工作的那二十余载的诸多情景。

多样、幸运的人生

我有幸能成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1951届毕业生。我是由上海世界学校转学，从初三开始进入南模学习的。南模的精心育人和“勤、俭、敬、信”的校训，以及对数理化和英语等教学的严格要求和活跃的篮球文化，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影响。四年之学，受益终生。

正因为在南模打下了扎实的学习基础，中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入交通大学化工系学习。可是在交大学习的时间不长，一年后就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新建的华东化工学院（后更名华东理工大学）无机物工学专业学习。那时我和广大师生一道积极投身于新校建设之中，也热心于社会工作，先后担任了院学生会副主席、主席及院团委常委等职务，并从1954年开始，与另三名学生根据工作需要，担任了“半脱产干部”，延迟毕业一年。1955年5月1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毕业前获得学校首批“积极贯彻‘三好’、全面发展”的表扬，并以特别优秀和成绩显著者荣登学校光荣簿。

在即将毕业时，恰值国家决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选派无机物工学专业的留学生。我很荣幸地被学校派往民主德国留学深造，于1956年9月抵达民主德国，先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外国留学生学院强化学习德语。原先没有丝毫德语基础的我开始刻苦攻读德语。一年后，我进入洛易那—麦塞堡化工学院当研究生。祖国的荣誉、人民的嘱托、组织的培养，这些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我在异国他乡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于5年后的1961年9月5日，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得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于次月学成归国。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在化工部将近9年的工作时期。

1961年11月我去化工部人事司报到。我原以为会把我分配到具体的科研、实践部门，没想到却被留在主要负责宏观决策的化工部技术司。眼看着留学归国的其他同学都去了科研院所、厂矿学校，自己却在北京“坐机关”，开始时我的心情不好，闹过情绪。在领导的劝导和帮助下，我消除了心里疙瘩，接受了原先的工作分配，开始从事于国内硫酸专业及小化肥科研项目的管理工作。工作后，我一边勤奋地学习，一边认真地向有关专家、前辈讨教，也经常下基层熟悉实际情况，还曾去某工厂的科研扩大试验现场，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具体试验工作。

经过数年的工作，我熟悉了自己主管的业务，在工作中有较好的表现，于1964年被审查批准为工程师，次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化工部科学实验局二处副处长（我时年才32岁）。与此同时，我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活动，如下基层搞蹲点调查，参加过北京、天津的“四清”工作，受到了锻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先后被派遣到陕西的化工部下放干部劳动先遣队和河南的化工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回顾在化工部的9年，技术性的组织管理工作对于我日后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这段经历，为我以后在专利新领域全方位地从事技术领导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铺垫。

我参加工作的“第二站”，是将近11年的燕山石化工作时期。

1970年7月底，我接到化工部“五•七干校”领导的通知，根据工作需要，我被调回北京工作。当年8月1日我去新单位报到，这是北京石化总厂（即燕山石化的前身）下的一个分厂——东风化工厂。因为该厂刚开始筹建，人员很少，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和材料。我被厂领导分配去供应组，担任大组负责人，负责跑设备、材料的业务。我被迫改行，只能从头学起，慢慢熟悉业务，努力去完成这项新的工作任务。1972年11月，因落实干部政策，我离开了东风化工厂，被调去总厂筹备外事处，担任该处负责人。工作伊始，恰逢总厂引进30万吨乙烯成套设备项目谈判，我参加了合同附件（技术部分）的谈判。之后，我又先后负责总厂十几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对外技术交流、合同谈判和外事组织管理工作，积累了许多实际工作经验。随着燕山石化的业务发展，总公司外事处改组成立外事办公室。当时正是外事工作的鼎盛时期，外办人员增加到200人，我作为总负责人，除了负责全面的外事管理工作外，于1980年还参加了聚丙烯、地毯等5个补偿贸易项目的出国考察、对外谈判等工作，较快地熟悉了信贷、返销等商务方面的知识，并对专利和专利事务也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在我结束燕山石化工作之前，我总结了8年技术引进工作的经验，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的若干问题》的论文，获得了同行的好评。

我参加工作的“第三站”——专利局工作时期（1981年4月～1993年2月）和“第四站”——创建柳沈知识产权公司时期（1993年3月～2004年12月）。

由于这两站恰值我在事业上的高峰时期及在改革开放中拼搏、受益的重要时刻，有很多的事情让我难以忘怀，所以有必要我将这两个时期的一些经历多写一些。

参加专利局创建的艰难岁月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例如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专利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国家没有专利制度，与世界各国搞技术转让、经济贸易很难开展，专利制度的缺失就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拦路虎”。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是迈出这一步是非常艰难的。在当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体制、观念等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对于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问题，国内有很多人质疑，讨论过专利立法的事宜，但意见分歧很大，曾经搁浅。

我正是在这个时刻，即1981年4月，离开燕山石化调来中国专利局。当时专利局工作人员只有100多人，各项工作都在探索，但是运转不起来。1981年11月，根据工作需要，局领导指派我带领一个学习小组前往德国专利局，前去学习专利法和有关专利审查业务，为时一年。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一年后我国的专利制度还能不能搞起来。但是没想到局势会急转直下，即1982年下半年国务院召集会议，讨论后责成专利局先负责对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各项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上级决定将专利局的原领导成员全部撤换，重新组阁，并责成新上任的局长负责，在一个月内以专利局的名义向国务院递交一份报告，对于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可行性和筹建专利制度的具体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时候，我还在德国专利局学习，真是没有想到，我这个既没有什么背景，又没有专利工作经验的新人，居然也进入了新的领导班子——被任命为中国专利局副局长。局领导指示我先不忙于回去，在国外争取多学点东西，待德国专利局学习结束后再回国。我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够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大，所以除了学习专利法和专利审查外，又增加了专利局业务管理的学习内容，为回国参加局领导工作做更多的准备。

1983年2月，我结束了在德国专利局的学习，回到局里工作。当时，专利局的工作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局面：首先，中国专利法何时诞生还不能确定；其次，各方面的工作条件太差，此外，工作人员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不够，而且在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上也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专利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后，终于1984年3月12日颁布，并于翌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此，我们又喜又愁，因为专利法从颁布到实施只有一年时间，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我们不懈努力下，各种困难一一得到了初步解决。为了迎接专利局的开张，我们进行了周密准备。我在当时被指定为受理专利首日申请现场的总指挥。1985年4月1日，受理专利申请现场气氛非常热烈，专利申请很踊跃，实现了专利法实施的“开门红”。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1985年诞生了第一批中国专利文献，审批并颁布了第一批中国专利，还为颁发第一批中国专利证书隆重召开了大会。这些工作，受到了国内各方的好评，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称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开创了世界专利史上的一个速度奇迹！”

我在专利局工作任期内，除了前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外，主要负责分管专利审查各部、审查用检索文档的建设及外事工作。在专利局开张后，我担负起了当年完成首批专利审批项目总体组织的责任。我还集中精力领导完成了我国专利审查制度的建设和审查业务的开展。与此同时，为在中德两国间建立起专利领域的合作，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我作为中方执行单位领导小组负责人，努力践行中德两国政府签订的《专利合作项目协议》，促成了中德专利合作与我国专利局业务建设的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德方专家在培训我局人员，特别是审查员以及德方提供的印刷机等设备在及时出版我国专利文献中的重要作用。这个项目因成效显著，故一再延长，共经历了10年的时间，被我国经贸部评为“在十多个国家无偿援助项目中最成功的项目”，因而作为典型经验加以宣传、推广。

由于对我国专利制度，特别是专利审查制度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我于1996年起获得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资格。

创办首家民营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的艰辛

原本在1993年4月，我应该从专利局退休，或根据工作安排，在专利局领导岗位上延长1～2年后再退。但后来突然变成了提前退休，并由此进入我人生事业的又一个高峰期。

这主要是由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重要谈话发表后，全国兴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当时，专利局党组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表态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并为此提出了不少措施，其中也包括了“要在国内建立第一家民营（合作制、合伙制）涉外专利代理机构，作为全国的试点”这一条。因为考虑到合伙制是国际上专利代理的主要组织形式，我国想要适应国际化、现代化的要求，与国际上接轨，就有必要在国内先搞试点，然后在国内全面推广。

正在此时，我国专利代理界的元老，有很多成功业绩，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柳谷书老先生挺身而出，向专利局领导提出了愿意牵头组建这个民营机构。他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专利局领导的支持。因为，柳老还向局党组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求我本人尽快退休并和他一起来承担组建新机构的任务。局党组同意了他的请求，经中组部和国务院的批准，同意我不再担任局党组成员，提前从专利局副局长的职务上退休。

开头难，步步难。我们为组建第一家民营机构，向专利局承诺了在创建过程中不要国家一分钱，费用全部由自己解决。我们先在工商局注册了一家合作制的公司，取名“柳沈知识产权服务公司”，英文名“Liu & Shen Associates”。在国内，这是首次以个人的姓来为专利代理机构命名。因为我们没有主管单位，所以按规定只能以这个公司的名义直接向专利局呈送报告，申请批准设立我们这个机构。1993年1月，我们得到了专利局的批复，同意我们先开始筹建，待各项条件具备后再正式批准我们开业。

当时，急需解决能胜任涉外专利代理、商标业务的人才，于是就诚邀某单位在北京和香港的一批高端人才跳槽来加盟。

这些精英都曾在国内外接受过专利培训，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而且已在国营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工作多年。他们希望能找到一家新的工作机构，自己能当家作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创造出更好的业绩来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的筹建工作。他们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例如我们公司的中英文名称就是他们首先提出的。另外，虽然当时在客观上不具备建立合伙制单位的条件，但他们还是起草了一份合伙人协议（草案），提出了这个新机构从一开始在内部就按照合伙制进行管理，依照国际化、现代化的要求来组建公司。全体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合伙人协议，并在合伙人协议书上签了字，还一致通过了柳沈的领导班子和分工：柳谷书为董事长，我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另外还有一位常务副总经理和一位副总经理。会议商定公司于1993年3月上旬正式对外营业。

“柳沈”的诞生引起了轰动。首先，中外的高层人士都很支持。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欣然题词，祝愿“柳沈”这个改革开放中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来贺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教授、德国专利局局长豪依塞尔博士以及欧洲专利局、法国专利局、奥地利专利局的局长先后发来贺电。此外，国内的媒体也都很重视，电视台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节目和此后的特别节目中，报道了“柳沈”建立的消息，播出了采访“柳沈”及新闻发布会的情景。国内10余家报纸先后登载了“柳沈”建立的消息，有的还发表了简短的评论。

但刚一成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1993年4月底就“改换门庭”，从柳沈知识产权公司改名为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体制上改变了，即不再是无主管单位的合作制公司，而变成了司法部下属的律师事务所。由于赶上了好形势，抓住了好机遇，又选择了好的管理体制（即合伙制），起点高、上得快，再加上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而且在业务工作中严格管理并重视在所内加速培养新人，所以“柳沈”在业务开张后进展顺利，业务量迅速增长，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声誉不断提高。在《中国律师法》修改后，“柳沈”于1998年经司法部批准成为名副其实的合伙制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1998年底开始，由于纯属外部的原因，“柳沈”遭到了巨大的冤屈和打击，但是后来终于转危为安，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于2001年，“柳沈”按规定转归为北京市司法局管理。经市司法局审查批准，“柳沈”于2001年11月继续开始正常营业，并且按统一规定，改名为北京柳沈律师事务所。

在进入21世纪后，“柳沈”在事业上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而我也于2004年“急流勇退”，不再担任主任。此后，“柳沈”的领导人在不断地年轻化，事务所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人员从1993年的10余人已发展到现在的400人规模。我现在赋闲在家，回想起当年创业时的艰辛，真是感慨万千！

我对人生的点滴感悟

回顾我数十年的工作经历，不像有的老同学那样，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单位，一干就是数十年，而是在化工部工作后，大的易变就有三次。在这数十年中，我在领导部门“坐过机关”，搞过“四清”，下过乡（指去“五•七干校”），在基层工厂采购过设备、材料，也在公司搞过外事，此后，又在国务院直属局当过领导，退休后，又为创办民营机构拼搏、闯荡。我的人生经历是够多样的。一路走来，虽然总有些磕磕绊绊，但往往总有幸运伴随。

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我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得出了一些感悟：

首先，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来源于勤奋加机遇。

所谓“勤奋”也可以说是“笨鸟先飞”，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努力。有的人确实是非常聪明，如我在南模就读时同班的几个高才生就是那样。但毕竟绝大多数人还是很普通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必须加倍努力。一个人只有不断努力进取，才会有所作为，取得成功。但是，有勤奋的优点，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在事业的道路上能够“稳操胜券”的人，必须是有智慧和有实力的。所谓有智慧，就是有战略眼光，心中有大目标；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一旦有好的机会，能迅速发现，及时判断，并正确作出决策；有开拓能力，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困难中找到出路。所谓有实力，包括“硬实力”，指技术实力、经济实力等。而“软实力”，即知识、阅历、经验，对人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所以我认为，勤奋之人如要取得成功，必须是有智慧和有实力之人。具备了上述条件就有可能敏锐地发现机遇，及时抓住，并顺利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机遇因人而异，人再努力勤奋，没有机遇也不行。在机遇面前视而不见或见到了机遇却抓不住，那就太可惜了！我本人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人，不断地有好运气，而且抓住了一些机遇。

其次，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人生的价值，就要不断地开拓进取。

按照我的理解，“开拓进取”可以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并创造出新的业绩，也可以是在本单位多年工作的岗位上，开拓思想，努力创新，取得突出的成绩。

人活在世上要有志气，每个人来世界上走一回不容易。所以，在事业和生活上不应该是碌碌无为、随波逐流，而应该是让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和活得有意义。一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中要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争取开拓新领域的工作。例如，我有幸赶上我国专利制度的创建初期，在专利局担任领导的十多年中，眼看着专利局从小到大，蓬勃发展，我也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工作中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在退休后，我又抓住机会，在创办民营（合作制、合伙制）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的艰辛之路上拼搏、进取。直至工作到72岁时，我急流勇退，第二次退休，从繁杂的事务中彻底解脱出来。

第三，人生在世，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积极、良好的心态能帮助我们获得健康、幸福和财富。在人生中，有顺境也会有逆境，事业的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有人说：“对世之事，要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这话很有道理，但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学生时期，是一个热情很高、争强好胜、自恃为才，而且办事急于求成的年轻小伙子。当时，别人说我是“个人英雄主义”，对这个批评我还不服气。经过多年的生活历练，我认识到自己在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可笑，这主要源于自己在当时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多年的工作中，我逐渐地领悟到，自己应该努力做到：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时，不沾沾自喜，尽量保持低调；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不垂头丧气，努力保持乐观的态度，淡定地面对困难。我在自己的各个工作时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一些挫折和困难，这都属正常，关键是自己能否正确对待。通过多年的实践，我认识到“过去不等于明天，挫折并不是失败；我们要把握好现在，不要被困难吓坏”，要以拼搏的精神、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困难，就完全有可能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第四，我们的事业还需要不断地奉献。

不论在任何年代都需要讲奉献。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的学生有这方面的优势，现在还是应该号召大家多讲一些奉献精神。我们的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走向繁荣富强，这与千千万万人的默默劳动和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当代很多人的英雄事迹，包括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广大志愿者的热情服务，都使我深深感动。无所求，才有所得嘛，这也是辩证法。年轻人要处理好个人和事业发展需要的关系。如我刚去化工部技术司和东风化工厂工作时，工作的安排与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分歧。但我认为，工作上还是应该服从组织和大局的需要。我从不愿意到愿意，而且在工作中渐渐地培养起了兴趣。结果表明，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工作很有益处。所以，年轻人不要轻易拒绝自己不喜爱的工作。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些自己不喜爱的工作干上一辈子，而是至少先干上一阵子，从中得到一些体验和磨练，也许还会培养出一些新的兴趣来呢。

此外，按照我的经验，还有一些方面也可以值得重视。例如，年轻人要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学习；要认识到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尽可能多学习几种外语，并努力提高之；不仅要重视技术业务的学习，也要重视管理才能的培养，因为管理也是一门重要科学；重视理论，更要重视实践；学习自然科学的人，也要学习一点法律知识；工作中首先要服从事业的需要，树立事业第一的思想，等等。

这些说法也许不一定正确，但确实是我积数十年学习和工作的感悟，也是我个人对人生（生命）意义的认识理解和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