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之声】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

本月，我校名誉校长成思危教授将跨入他人生第80个年头，在这伞寿和满盈之刻，他将自己的论文专辑《盛世危言——成思危畅谈中国经济》一书赠送给母校。

该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选编了成思危教授关于风险投资、金融改革、货币汇率、股市期货、管理科学、能源建设、国家创新、改革发展、经济杂谈、热点研判、战略展望等我国经济建设领域的65篇专论和访谈，有46万多字。这些文章和访谈言论，是成思危教授在10多年间对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作了广泛调查、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后陆续形成的，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成思危教授自己则认为：“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与他面对面交谈时只感觉到平易和亲切。

他既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更是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化工专家和软科学专家；凭他在国际上享有的盛誉，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的中国院士。他有着鲜为人知的显赫家世，他是资产达数亿美元的成氏报业巨头成舍我的独生子。

1987年，成思危利用赴美讲学的机会，对美国的风险投资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98年3月的两会上，由他领导的民建中央向政协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称为开拓了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著名的“一号提案”。为推进风险投资事业稳步健康的发展，成思危仍继续潜心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风险投资之父”。他的研究领域除风险投资外，还包括复杂性科学、软科学、金融学和虚拟经济。近年共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自著和合著的著作数十部200多万字。他的专著《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一集）》在中国出版同时，英文版《Economic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也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除繁忙的政务之外，还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先后指导20多个博士生。

他掌握了多种语言：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在“文革”期间，被发配去当锅炉工的成思危，竟利用烧锅炉的间隙自学了3门外语。

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对话》节目中，成思危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组委会主席与中外经济界、企业界人士有一段对话。他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对各种提问对答如流。当主持人知道成思危掌握了7种语言时，便邀请在座的非英语国家的外宾与成先生对话。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说她是瑞典人。成思危先用英文说：“哦，对不起，我不会讲瑞典语。你会讲德语吗？”瑞典姑娘说：“是的，德语是我的母语。”接下来成先生用流利的德语与她对话，这段对话赢得了在场人们的热烈的掌声。

2002年，在他出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时，曾对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承诺：“为构筑中拉国家人民友谊的桥梁，我本人要学习一点西班牙语，争取一年以后能与你们用西班牙语沟通……”当时年已67岁的成思危又开始学习西班牙语。2003年11月，成思危率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代表团出访，他在第二届中拉人民友好大会和厄瓜多尔议会上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他渊博的知识、儒雅的气质和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高度的赞誉。

“自强不息”四个字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宝贵的财富

成思危对我说：“我出生在1935年，那正是我父亲事业最兴旺的时候，但是他已经看到了日本侵略的野心，华北已经是不平静了，所以当时给我取‘思危’这个名字，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1937年我两岁时，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当时日本人通过他的一个好朋友动员他留下来，这等于是做汉奸。我父亲宁可丢掉所有的事业，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表现出他的爱国精神。”

他回忆道：“据父亲说，他于1921年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靠着超常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三年后用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等，才30多岁就取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及上海等地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在那段时间里，我亲眼看着他忍痛丢掉一个又一个辛辛苦苦创办的事业，但他从不在这些挫折面前灰心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重新创业。记得他在桂林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初期，学校就设在郊区瑶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那时我们全家也住在草棚里头，桌椅板凳都是他设法借来的，他还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到市内去筹建新校舍。等到新校舍刚刚盖好，就因为日本鬼子进攻桂林而全部扔掉，我们全家又迁往重庆……”

他的父亲——成舍我先生的办报事业虽屡遭挫折，但始终不放弃目标，凭着一种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拓展着他的新闻事业，最终在台湾创下了资产达数亿美元的成氏“新闻帝业”。成舍我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新闻业最杰出的开拓者之一。

在成思危12岁生日时，成舍我先生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送给他唯一的儿子。成思危深情地说：“这四个字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据说您16岁就离家出走，只身来到内地。后来一直与家里失去联系，直到28年后的1979年，您第一次获准赴美国考察时才与已81岁高龄的父亲相见。您的父亲有没有责怪您当年的选择？”我问。

成思危略带沉思地摇了摇头：“父亲还是比较开明的。他仍然重申他的‘三不’政策：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他还对我说，28年前的路是你自己选择的，今后的路也还由你自己决定。”

“那次在美国与我父亲见面，我二姐也去了，当时她正好由外交部派到联合国工作。由于1979年中美还没有通航，去美国必须经巴黎中转，我回国途中还到巴黎看望了我的大姐。这样我们一家人才都见了面。”

我又问：“您的母亲也一同到美国了吗？”

成思危停顿了片刻，我分明感觉到他的眼睛已经湿润。“我母亲在1963年就去世了。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最后没有能见到我母亲。”

一生中的三大转折点

成思危告诉我他一生有三大转折点：“第一个转折就是我16岁时，只身离家来到内地。我13岁随父亲到香港，我的二姐给我找了一个当时比较进步的学校——香岛中学。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里就有地下党员、地下团员。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对共产党、对新中国逐步有了认识。1950年，我15岁的时候，秘密地在香港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后来的共青团，还被选为学生会的执委。”

1951年广州解放不久，由于广州缺乏干部，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7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瞒着父亲，孤身一人，离开了家，离开了香港，来到广州。

“您在离开家的时候，家里生活条件是不是还比较优越？”我问。

他笑着说：“那当然，当时我们家在香港的房子很大，院子也很大。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父亲要我负责给花园锄草，我只记得要给这样大的院子锄一次草还是很累的……”

“我的第二大转折在1981年。”当年，已在化工专业方面小有成就的成思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成思危认为那时自己的这一决定确实经过了深思熟虑：“我感到中国不光是科技落后，中国的管理更加落后。”

两年后，成思危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美求学期间，成思危发表了数十篇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学习结束时，一些美国大公司的研究机构邀请他留在美国工作。成思危深知改革开放的祖国正急需经济管理人才，他婉言谢绝了，毅然返回祖国。

第三次人生大的转折是他从科学工作领域转向政坛，“我是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任化工部副部长，1994年年底，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动员我参加民建。说实话，我当时还有点犹豫，可又想：我两次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报国吗？现在面对着一个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的机会，我能后退吗？我最后作出加入民建的决定。”

1995年年底，成思危被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和副主席；1996年12月，经孙起孟推荐，成思危当选为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人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

成思危到人大以前在科研单位工作了20年，在政府机关工作了近20年，在政协当委员后来当常委委员共10年。谈到人大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人大工作确实非常重要。首先宪法规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的工作确实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特别重要。人大的工作最主要的是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依法办事。一方面要遵守实体法，同时要遵守程序法。”

“我第一次参加委员长会议就感觉与其他部门不一样，它的议程非常明确，而且所议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点不能违反，这一点我体会非常深。”

虽然成思危对宏观经济与管理科学深入的研究非常有助于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但他始终觉得，学者从政——治学是他的基础。他甚至觉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角色并不是个“官”，而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他常把与立法工作有关的同志请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谈就是几小时。

他说：“人大最重要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要坚持立法的‘四性’：系统性、科学性、公平性和渐进性。

“立法的系统性，首先是基本法律要完备。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法律要服从宪法。像我们这次修订外贸法，也是适应形势需要。加入WTO以后，许多子法都变了，如果母法不变那是不行的。立法的科学性，就是每一次立法都要进行严格而充分的调研、论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公路法修正案时，修正案提出把养路费改成燃油税，在生产环节中收税。审议的时候常委委员们就提出汽油可以这样做，因为83%是用于交通的，但是柴油只有28%用于交通，其他的72%用于拖拉机、渔轮和柴油发电，这样做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当时有关部门答复说：可以先征后退。但是大家还是不放心：第一，农民千家万户，你征了以后怎么退？操作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各地财政大都比较紧张，燃油税能保证真的返回到农民手里？大家虽然赞成费改税这个大的方向，但是从真正不增加农民负担、对人民负责这个角度也提出了比较多的意见。所以第一次表决的时候差一票没有通过。

“还有就是关于公平性。法律的象征物一手是剑，一手是天平。讲的就是既要有权威又要公平。这个公平包括权利和义务之间要平衡。规定执法相对人承担什么义务，就要相应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个公平还保证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有权力就有责任，光讲权力不讲责任，不是公平的法律。现在有的部门起草法律，主观上就是想通过人大立法，把部门的权力法律化。人大在审议时要非常小心，权力不能乱设，也不能滥用，否则要追究责任。一般来说，法律一经颁布，执法机关就处于强势，执法相对人则处于弱势，如果在立法时不能保证公平，那就违反了立法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原则。

“中国的立法确实有个渐进性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阶段。这个阶段所制定的法律就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及时进行修改，否则就不能与时俱进。”

成思危常说，人大的监督工作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人大、“一府两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各自的分工、职责等不同，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制约。所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既是制约，又是支持。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概念，搞清这个根本前提。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我们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帮助改进，这就是支持，而不是像外国议会那样光挑刺，搞什么不信任案那一套。

成思危深感作为人大代表责任重大。每96万农村人口和每24万城市人口才产生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必须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讲了一个参加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时的例子：“我到了某省的农村召开座谈会。问到有没有拖欠教师工资，回答没有。但我刚回到北京，就收到人民来信，说你来我们学校之前我们就到门口等你，想向你反映拖欠工资的情况，但是就在你到的前3分钟我们被人带走了……实际上这个地区拖欠工资的问题比较严重。我看了以后觉得心情非常沉重，就把这封信批回省人大常委会。后来省人大认真查处了，并给了我答复。说乡政府把他们的汽车卖掉了，补发了教师的工资。但是，没过几个月就又有人民来信，说你上次批完以后工资是补发了，现在又发生新的拖欠……”

成思危又讲了最近建筑法执法检查组到西部的一个开发区听汇报的例子：“这个开发区的领导汇报说得很好，和政府合作得很好，被征地的农民都做了妥善的安置，一切都好……我听完汇报上车以后，心里总感觉有点不放心。我突然决定中途下车，到了一个农民家里去了解情况。结果是：开发区迁走了1200多户农民，确实是给农民重建了房子。可是答应给农民一亩地35000元的补偿费中镇上还要提一部分，给到农民手中只剩25000元，而事实上，我去的时候他们一分钱还没拿到。经‘七通一平’后开发区的土地成本是16万元一亩，卖出去是40万元一亩。这么搞明明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再有，农民失了地以后，虽然房子住得不错，但是没有就业。我在开发区听他们汇报说，每户给了一个就业指标。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是，虽说给了就业指标，但是要求必须高中毕业。实际上这些农民家庭中几乎没人能达到高中毕业。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农民既失地又失业，还没有社会保障……所以在和省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久，中央也重视到这个问题，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

兴趣爱好十分广泛

成思危对新技术新领域很感兴趣，并且爱好十分广泛。他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据说在他自己的电脑中下载了1000多首MP3的乐曲；他喜欢文学，父亲是学中国文学的，母亲是留法学法国文学的。父亲在他4岁的时候教他背唐诗，6岁读《资治通鉴》，小时候母亲也常给他讲法国文学，像巴尔扎克、莫泊桑……他喜欢体育，年轻的时候不仅喜欢玩篮球、排球和足球，还擅长长跑，年纪大了以后每天打太极拳健身；他还喜欢打桥牌，因为这是一种可以使人通过智慧较量得到快乐的游戏……

记者在成思危的秘书那里看到一份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有时一天竟有六七场活动。我惊诧他这样忙怎么还能年年都有一批见地颇深的学术论文面世，便问：“您是怎样分配时间的？”

他回答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挤时间。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早6点起床后先打太极拳；洗完澡是学外语的时间，我正在学习西班牙语；然后是上班。下班以后我一般先浏览报纸杂志；7点吃晚饭同时看《新闻联播》。”他笑了笑说，“这样嘴和眼睛可以同时利用。然后每天至少可以读书、写作2-3个小时；10点半以后上网；一般12点左右睡觉。”

他还补充道：“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是我的工作日，除了有时打打桥牌以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次长假我都是在家写东西。每休一次长假我就可以出一篇比较大的文章……”

“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从政和治学都是为了报国，都是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使中国人民过更好的日子。但是作为学者来说，治学是你从政的基础，你如果对问题没有研究，你很难作出正确的决策或者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所以我始终把治学放在重要的地位。我始终觉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研究就没有决策权。所以我强调的四句话就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还有就是我自己家里挂的是：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